[摘要] 《中国税事》的前三篇中的几个问题，实际上是连在一起的一串问题：首先，目前中国宏观税负高，且增长速度快是个不争的事实，由此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居民的实际经济福利
《中国税事》的前三篇中的几个问题，实际上是连在一起的一串问题：首先，目前中国宏观税负高，且增长速度快是个不争的事实，由此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居民的实际经济福利受到负面影响；针对这种局面，中央政府一直在通过技术性的调整，在修修补补，但真是因为是技术性修补，所以收效甚微，相应微观层面的民众对于自身的税负常有微词。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矛盾呢？根子在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上，目前两者之间的关系已经由分税制前“财政收和支中地方均占大头”变为了“中央占财政收入大头，地方占财政支出大头，中央的转移支付平衡地方的财政收支差口”的局面，而在这一局面下，中央政府为了保证对地方的财政控制力和宏观调控力，不愿意消减自身的财收；地方由于财政支出压力以及经济业绩激励，更加不愿意消弱自身的财收，甚至还通过“土地”、“融资平台”等渠道来谋求预算外的资金补充。以2012年数据为例，当年土地出让收入为2.9万亿，新增融资平台融资额约有1.5万亿，两项合计高达4.4万亿，占当年地方财政收入的72%和地方财政支出的41%。
由此，基本可以归纳出这样一条演变路径：政府对于整个经济生活的“汲取”，已经对微观个体的经济行为和经济结果的征税，扩大到生产要素的供给（售卖土地），再进一步扩大到借助金融领域（平台类融资），现在甚至已经发展到通过担保、信托等隐蔽的方式直接参与金融活动。政府对整体经济生活的“汲取”渠道、模式的不断扩大，实际上暗含着当前中国经济运行中“看得见手”的政府和“看不见手”的市场之间关系的变化，“中国税事”一连串的问题真正根源也在于此。
而有关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讨论，实际上已经汗牛充栋了，笔者实在也讲不出什么更宏大的理论，但笔者还是讲一个有意思的话题，就是“宏观调控”一词是如何进入中国政府视野的。
同西方已经拥有较为成熟的宏观调控体系不同，实际上“宏观调控”的字眼进入中国经济管理工作的视野也仅仅是近20年的事情：在1989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宏观调控”被首次提及，而在1989年至2009年间的历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除1997年《报告》没有“宏观调控”字眼之外，“宏观调控”均被明确提及，而且从宏观调控在历年报告中所占篇幅的上升趋势，反映出伴随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宏观调控在政府工作中的分量也日益增强，特别是1996年以后，报告已经开始通过明确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取向来向全社会表明政府在一定时期内的经济管理工作方向。由此可见，如果按照西方发达国家的成熟模版，来套定中国的宏观调控，能够称为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体制下政府对于经济运行的宏观调控，则是1992年之后的事情。
而且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事实：西方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是由商品经济萌芽而开始的顺向生长过程，而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无论从商品经济不发达的经济成长阶段看，还是从排斥市场机制的旧体制的运行来看，其建立以市场为配置资源的基础方式呈现出逆向的过程，与西方在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相比，西方国家的政府是不断“进入”，而中国则是政府逐渐“退出”。
因此西方教科书上的有关经济人假设并不能完全涵盖中国在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之后，政府和市场的真实关系，特别是中国的改革进程基本上是沿着“自上而下”推动式的路径来发展的，而在中国计划经济时代，陈云曾提出的“鸟笼经济”的调控思维，最为适合这种变革路径，而且该思维也确实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因此，在随后的岁月里，该思维就一直深深地植入到后来中国政府管理经济工作者的骨子里。
什么是鸟笼经济呢？
据曾经担任过陈云秘书的朱佳木回忆，1982年，陈云针对在搞活经济中出现的摆脱国家计划的倾向，提出了著名的“鸟”与“笼子”的比喻。而实际上这个比喻由黄克诚提出的，1982年黄克诚在向陈云反映走私、逃税以及乱上项目、乱涨价等经济犯罪猖獗和经济秩序混乱的情况时曾说：“要把经济搞活，不能再像过去那样搞死，但搞活不能没有秩序。这就好比一只鸟，不能捏在手里，捏在手里它就死了，要让它飞。但要让它在笼子里飞，否则它就飞跑了。”两个月后，陈云在听取宋平、柴树藩关于计划会议和当前经济情况的汇报时，就使用了这个比喻——“搞活经济是对的，但必须在计划的指导下搞活”，核心意思就是在计划的笼子里，准许市场之鸟存在，同时他还强调了两点：1.笼子大小要适当，但总要有个笼子；2.所谓有计划，就是要按比例。问题不在于计划是不是指令性的，而在于是不是做到按比例。不按比例，经济有计划也会搞乱。
正是“鸟笼经济”思维为市场经济的初期确立打开一个口子，同时又为随后的政府管理者在执行上化解了政治风险，因为虽然市场的鸟飞进来了，但是由于有笼子，因而不需要太担心西方市场经济出现的那种无序混乱。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此种思维在推行过程中阻力相对较小，进而也造成这种思维巨大的历史惯性和粘性，所以每当中国经济出现政府可以干预的缝隙时（但不一定是必须的），“鸟笼经济”的调控思维，自然跃于纸上，而历次重大的经济危机更是给这种干预提供最合理的支持。
而伴随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不仅是中国，甚至全球都在被这种思维所主导，记得亚洲金融危机时西方国家给亚洲开出的药方，还是以自由主义为宗旨的华盛顿共识，如今以美欧为首的发达国家一方面大力实施政府的公共干预，另一方面则不断发出“勿让金融危机葬送资本主义”的感概。
现在无论朝野上下，还是庙堂内外对于继续推进改革存在广泛的共识，而改革无非就是两个方面，一是生产力层面，另一方面就是制度层面。而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无疑又是制度层面最为核心的内容，如果在生产力层面，中国需要涵盖生产技术突破、产业结构调整等内容的“熊彼特式的创造性增长”，那么在制度层面则需要在宏观调控方面的“熊彼特式的创造性改良”，即要对于长期占据我们心路的“鸟笼思维”进行必要的扬弃，要把由于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逆向过程所造就的政府“先入为主”的思维，逐渐变为“量力而行”。
最后想用自己长期思索的一句话作为“中国税事”的小结：在政府的眼中，市场究竟是玩偶，身上系着无数根可以随时拎起来的线；还是一个淘气的孩子，帮助其健康的成长，只需对其偶尔的任性纠正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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